另一方面，基于建设智慧城市的需要，政府独立或联合企业通过财政支持或项目运营的方式投入资金实现社区升级，社区对政府或关联企业有了更多的依附性，进而可能忽略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

如果淫秽事实成立，当事人将不能享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表现自由。法国宪法委员会设立的目的在于约束强势议会，确保政府平稳运行，改革后采用司法程序增加事后审查保障基本权利。

抽象规范审查不同于诉讼当事人提起的司法审查模式，立法权不应被削弱，而是加强和维护。作者简介：郑贤君，法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何一个法律事实都要有对应的法律规范，确定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将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就是检验事实是否满足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并因此产生该规范所规定的法律后果。[12] 2017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鉴于美国普通法院审查体制，这种审查标准是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针对制定法进行的审查，与德国不针对具体案件和当事人的抽象规范审查具有重大区别。

合宪性审查效力上的政治性是造成赢得了官司赢不了救济的根源所在。[13]这说明，将负责宪法监督的权力机关履行合宪性审查的职责定位为法律问题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而不宜像《药品管理法》118条、《疫苗管理法》第82条那样仅抽象规定情节严重，以免留给行政机关过宽的裁量空间。

[43]基于此，单位成员在单位意志影响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即使造成单位违法并具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状态，也可能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产生责任阻却。就此而论，诸如《水污染防治法》94条规定的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50%以下的罚款就可能威慑不足。[69]张明楷：《犯罪论体系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第30页。即立法对单位和成员规定统一的行政法义务，二者应受处罚行为的成立共享一个构成要件。

[57]之所以将具备合规体系作为免除或减轻单位处罚责任的依据，是因其是单位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一种标识，而是否尽到注意义务是区分违法以及责任大小的重要标准。可见，单纯依赖罚款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责任设计。

首次违法、过失违法、危害后果轻微或当事人积极退赔等场合不宜适用从业禁止。因此，如果有关负责成员在单位违法后未积极整改或采取必要的合规措施，则可能再次陷单位于违法境地，从而具有可罚性。[58]（2）单位违法时未建立合规体系或合规体系存在重大漏洞的，若单位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建立有效的合规体系，也可作为减轻/从轻处罚的裁量情节。从规范角度，单位违法双罚制应采用法有特别规定才处罚的局部适用政策，基于双重构造论分别规定单位维度和成员维度的构成要件，并基于组织抑制的合规理念合理分配单位及成员的法律责任。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合规管理体系指南》（GB/T 35770-2017）、国资委颁布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和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就是广义合规体系的典型。前者如《网络安全法》59条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5千～5万元罚款，类似规定还有《证券法》第180～185条等。其中，管理性犯意和复合性犯意其实都建立在已被摒弃的法人拟制说之上，其本质是将单位的主观状态诉诸成员意志，否定了单位的独立法律人格，并非本来意义上的单位主观过错。[52]在规则制定层面，合规体系可作广义和狭义之分：（1）广义的合规标准泛指以一般性违法预防为目的，不针对特定组织、特定领域或特定目标的合规体系。

[71]就性质相近的违法和犯罪行为而言，行政责任不宜重于刑事责任，这就如同行政拘留的期限无论如何也不应超过最短的有期徒刑一样。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由于行政不法的不法内涵较低，其立法反映也就较之刑事不法要缓和一些。

基于单位内部的科层结构，要对成员进行非难，一般要排除以下两类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情形：（1）单位制定的内部规则（如政策、规章等）违背法律禁止性规范，成员依照内部规则行事导致违法。（二）成员处罚责任的改进 在成员层面，目前双罚制的责任范围并不清晰，相关责任的配置也欠科学，需要进一步改进。

[1]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尚未对单位违法的处罚制度作出统一规定，[2]但诸如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公共安全等一些特别法领域已经引入双罚制来提升行政处罚的威慑力度。相较于重合模式，复合模式的立法例目前较少，代表之一如《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75条规定，对于单位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关成员故意实施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性质恶劣或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一并处以罚款。（2）关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刑法学者一般将其界定为奉上级指令具体实施或参与违法行为的单位雇员。除上述外，罚款责任的根本缺陷在于对单位缺乏针对性，不完全符合组织抑制的理念。从脉络上考察，仅处罚代表权人的做法是以对外交易关系为前提的民法观念为基础，并未完全体现行政处罚的制度逻辑。但应指出，双重构造论关于单位责任与成员责任彼此独立的主张不能成立。

[20]同前注[4]，黎宏书，第215页。但从实质合法的角度，限制或禁止从业责任涉及公民的职业自由权和劳动权两项基本权利，需要接受妥当性必要性均衡性三阶段的比例原则检验。

（2）反应性犯意认识到对社会有害行为的反应才是对单位加以责难的普遍基础，其根据是单位从事了不正当的有害或危险的行为后，没有以负责任的方式作出反应。其中，单位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属于一般要件，成员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属于特殊要件。

二、双罚制构成要件之解构 确定立法政策后，双罚制适用的关键就在于构成要件的涵摄。[26]基于行政违法行为的特点，本文采二阶层构成要件体系，即犯罪行为（actus reas）和犯罪意图（mens rea），下称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在法律责任层面，应基于组织抑制的合规思路补强单位自身的处罚责任，并对成员应受处罚的身份范围及责任进行适当限缩。（3）行政机关有证据表明单位的内部管理环节存在明显违法隐患。实践中，单位犯罪领域已经出现运用策略性犯意的判例，可资行政处罚借鉴。诸如此类的立法例还包括《证券法》第181～1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83～84条，等等。

进入专题： 单位行政违法 。在这个条款中，单位和成员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完全一致，即生产、销售假药。

[23]从法理上讲，连带责任具有给付的同一性、消灭的整体性、主体的多数性和平等性等本质属性。一是，内部溢出，罚款造成的损失可以被单位内部转嫁、消化，让没有实质参与违法的公司投资者、基层成员、单位股东等无辜主体为损失买单。

虽然一般来说，具有故意、过失就应当或者能够产生反对动机，但在诸如紧急避险等没有行为选择余地的特殊场合，反对动机的设定便失去意义，因为对没有期待可能性的行为给予处罚，不可能收到预防的效果。但有关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称，2019年百白破疫苗、麻风疫苗等疫苗出现全国性缺货也与长春长生停产有关。

[1]参见刘晓军：《一个单位犯罪、两个犯罪构成——双罚制理论依据新探》，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1期，第29页。这不仅与当下事中事后监管改革的精神暗合，[59]而且实践中也不乏先例。第二，必要性阶段：必须在能够实现目的的手段中选择最温和的手段，亦即对基本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36]在此，成员应受处罚行为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呈现出一体两面的对合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彼此映证：[37]（1）有关成员违法作出指令或参与形成违法决策，既是一种客观的意思表示行为，也表明其具有违法的主观故意。

[37]双层次的犯罪构成体系理论也认为，犯罪是一个整体，将犯罪分为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是一种理论上的需要。[18]同前注[1]，喻少如文，第91、95页。

在解释论上，立足现行法律框架，可借鉴《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7（2）条的规定，[70]在执法中确立如下裁量基准：相关责任成员因过失行为导致单位违法的，可按照法定罚（推定故意）的罚款数额减半量罚。但二者也存在一定缺陷，将之引入单位违法时须加以必要改造。

[30]但其缺陷是，要求控方在犯罪行为发生之时或之前证明公司存在犯罪性质的政策是极端困难的。其次，单位违法中虽然存在单位和成员两个违法行为，但成员行为对单位行为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且不同于刑罚的是，单位本身即是违法行为的固有责任主体。